天龙配资每年只多交几百块，车企为何比车主更紧张？

自2027年1月1日起，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，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、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汽车、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。这是车船税优惠政策实施十五年来的首次重大调整。

几百元的税负变动，在动辄数十万元的汽车售价前微不足道。但对于正在深度重塑的中国汽车产业，这一政策释放的信号远比数字深远——它标志着新能源汽车正式从“政策扶持期”迈入“市场化成熟期”，行业竞争逻辑将被改写。

过去十五年，税收优惠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变量。自2012年起，节能汽车减半征收，新能源车免征，叠加购置税减免、路权优待，新能源车在与燃油车的竞争中获得了显著的制度性优势。

但这种优势正在制造扭曲。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，燃油车承担全额车船税和高额燃油税，持续负担道路基建成本；而搭载内燃机的插混、增程车型，以及经营性新能源商用车，却长期享受免税红利。税制失衡让过渡性技术获得了不应有的竞争优势。

新政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车船税回归财产税本质。车船税是根据车辆使用强度、资源占用调节税负，服务公共建设。高端插混、增程豪车长期免税，普通燃油车主足额缴税，违背了调节初衷。新政落地后，所有内燃机车型税负统一，所有经营性商用车税负持平，实现了“有排放必缴税、营运用车必担责”的税制公平。

更关键的是，政策正在倒逼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转变。崔东树认为，过度的税收优惠扭曲了竞争逻辑——部分车企不深耕技术迭代，单纯依靠双重红利打造价格优势，导致低端内卷。过去靠政策红利、价差优势“内卷”的时代结束，未来竞争是实打实的产品力、能耗效率与综合性价比的比拼。

此次调整最精妙之处在于对技术路线的精准区分。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，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，继续不征收车船税。而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乘用车、节能汽车、纯电动商用车、燃料电池商用车则全部恢复征税。

这种差异化安排释放了清晰的信号：纯电动、燃料电池零排放乘用车是长期战略核心，将持续享受制度红利；而插混、增程、节能油混等搭载内燃机的过渡技术，产业培育期已经结束，不再享受额外政策优待。

从市场数据看，这一政策导向有其现实基础。2025年，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已达21.8万元，部分车型售价超过百万元。这些售价不菲的车型继续享受税收减免，与同价位的燃油车形成明显税负差异，有失公平。

从市场结构来看，新政边际利好纯电渗透率提升。华泰证券分析指出，车船税为保有环节的年税收，且不区分存量增量，因此不存在车船税驱动的抢装行为。但从需求结构上看，纯电乘用车法定不征、插混/增程恢复征税，叠加续航门槛提高、购置税技术要求趋严，政策边际利好纯电。华泰证券预计，插混/增程部分份额可能被纯电替代。

对车企而言，这意味着一场战略重估。聚焦纯电路线的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：“本次调整暂不涉及纯电乘用车，但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新动向。”而今年起从纯电拓展增程路线的小鹏汽车，其内部人士分析认为，政策调整后应缴纳的车船税税额不高，以主流插混车型为例每年仅三四百元。

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也认为，现行车船税税额不高，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，预计不会对消费市场产生明显冲击。但这种“温和”恰恰说明——政策调整的杀伤力不在税负本身，而在于它所传递的产业方向信号。正如崔东树所言，政策调整清晰划分了主流技术与过渡技术的政策边界，信号意义极强。

这场调整拉开了“油电同权”改革的大幕。崔东树认为，真正的油电同权不是取消所有优惠，而是依据技术属性、排放特征建立权责匹配的税制体系。从购置税“全免”到“减半”并设上限，再到车船税优惠取消，政策退坡路径清晰——税收优惠正从“购置环节”延伸至“保有环节”有序退出。

行业洗牌加速。过渡类新能源车型税收红利消失后，车企无法再依靠政策溢价走量，必须通过优化电池续航、降低亏电油耗、提升整车品质、迭代智能配置构建核心竞争力。行业将加速（丨）劣汰：缺乏核心技术、依赖政策红利生存的车企加速出清，具备自研技术、成本管控、服务体系的头部企业优势持续放大。

商用车领域同样面临重塑。纯电商用车按客车或货车标准征税：客车每辆480—1440元，货车每吨16—120元。以纯电轻卡（约2.5吨）为例，每年约40—300元；纯电重卡（约12吨）约200—1440元。这一成本相对电动化带来的运营节省仍可控，不会动摇商用车电动化趋势，但将倒逼物流企业在车辆选型时更加精打细算。